再论重整程序中的股东权益调整与绝对优先原则|破产池语,法院是否裁定宣告A公司破产

2018年7月25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破产法 法的适用 [ 导语 ] 作为破产法的基本原则,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在破产法的理论、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我国现行破产法中没有确立该原则,进而导致我国现行破产立法缺乏内在精神,破产司法实践缺乏必要的依据和标准。本文认为该原则应在我国立法中确立,并且在破产程序中作为法院审理、管理人履职都应遵守的基本原则。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优先于债权人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具有更广泛的内涵和外延。[ 内容摘要 ] 作为破产法的基本原则,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在破产法的理论、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我国现行破产法中没有确立该原则,进而导致我国现行破产立法缺乏内在精神,破产司法实践缺乏必要的依据和标准。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优先于债权人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具有更广泛的内涵和外延。[ 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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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设球

一、引言

原标题:池伟宏:再论重整程序中的股东权益调整与绝对优先原则|破产池语 作者按:重整程序中的股东权益调整是重整程序中利益冲突和平衡的关键点之一,在我国立法上尚属于不完善,理论界和实务界均有争议,采取何种立场取决于是否和多大程度地采...

摘要: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是贯彻破产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基本原则,也是破产法的基石原则。然而现行破产法没有在总则中确立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甚至没有确立破产法的基本原则,致使破产立法缺少了灵魂,也使破产法的司法实践失去了方向,导致我国现行破产法不能体系化地为破产司法实践提供法律依据。同时,未确立该原则也导致破产法的理论研究缺乏必要的基础,难以系统化地开展。

原标题:池伟宏:再论重整程序中的股东权益调整与绝对优先原则|破产池语

在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中,破产清算是最传统、最直接、最典型的破产程序,其中宣告企业破产又是破产清算的标志性程序。实践中,宣告破产制度给破产管理人和法院的工作都产生很大的影响。本文拟就宣告破产制度做一些研究和探讨。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是指破产立法和实施中需要以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为目标,以尽可能增加债务人财产的范围和价值的方式设计破产立法,并在合法性框架下以此为原则实施破产法。一方面破产法自身的价值在于能够通过破产程序来更好地保证各方面权利实现,另一方面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体现在破产立法的方方面面,解释了破产立法的主要的特殊性。

作者按:重整程序中的股东权益调整是重整程序中利益冲突和平衡的关键点之一,在我国立法上尚属于不完善,理论界和实务界均有争议,采取何种立场取决于是否和多大程度地采用比较法上的“绝对优先原则”。本文基于重整制度深处的商业逻辑出发,强调“绝对优先原则”的相对化。本人曾在2019年8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首次主办的第三届长白破产法论坛就此问题作主题发言,本文在发言稿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完善。

关键词:破产;破产清算;宣告破产

美国破产法虽然没有直接确立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但由于美国债务人财产制度建立在信托法的基础之上,破产案件中的管理人作为法定受托人,依据信托法对债务人财产当然负有使其保值增值的义务。我国有学者提出,美国破产法的立法目的可以提炼为在兼顾公平的基础上有效率地处理债务人的破产财产,以实现破产财产价值的最大化。相比之下,我国尽管理论界期待通过信托法关系理顺法院、债务人、债权人、管理人和债务人财产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我国财团法人制度的缺失和现行破产立法的规定导致债务人财产相关的法律关系混乱,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债务人财产的管理和变现,进而影响到破产案件的效果。因此,尽快建立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对我国破产法顺利实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共计4,136字,建议阅读时间8分钟

一、问题的由来及问题产生的原因

二、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内涵和价值

对于重整程序中利益冲突和平衡的关键点——股东权益调整的内容和程序,我国立法对此态度是暧昧模糊的,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五条规定,重整计划草案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的,应当设出资人组进行表决;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第项规定强制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的标准之一是,重整计划草案对出资人权益的调整公平、公正。但是重整计划草案是否必须调整出资人权益以及公平、公正的标准是什么、在何种情况下应当排除或者限制股东行使表决权等等问题均留下立法空白。这一问题取决于是否和多大程度地采用比较法上的“绝对优先原则”。在美国、德国等破产法体系中,绝对优先原则是企业破产法理的核心,是贯穿整个重整程序的基本理念。[1]但是,绝对优先原则是不是一个应当绝对遵守的原则呢?围绕这一主题需要讨论如下三个问题:

问题的由来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内涵

一、重整程序的主要矛盾

A公司系房屋租赁企业,因房屋租赁市场不景气等原因,公司经营连续三年亏损,加上资金周转困难,法院官司缠身等原因,遂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法院受理后,在清算过程中,经评估,A公司资产价值达6.5亿元,但A公司负债仅5亿元。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无人申请重整和和解。在此情况之下,破产管理人和法院都面临一个尴尬的境地,即管理人是否申请宣告破产,法院是否裁定宣告A公司破产。依据破产法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清算申请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无人提出重整或和解申请的,管理人应当及时向人民法院提出宣告破产的申请,法院亦应当及时裁定宣告A公司破产。但问题是,A公司资产远大于债务,法院是否可以强行推进破产程序将A公司消亡?[1]

债务人财产问题是破产中的核心问题。破产程序能够吸引广大破产利害关系人启动并且参与到破产程序中是因为能够保证其破产权利的实现。破产权利实现的基本方式是破产分配,如果没有债务人财产那么这一切都无法进行。破产法的立法者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个关键环节,因此在我国的现行破产法中确定破产程序的启动和正常进行的前提是债务人财产的价值在一定的范围内。

国家发改委、最高法院等十三部委发布的《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提出“明确管理人与债务人、债权人之间的权利界限,合理发挥债务人在重整程序中的作用”,本条意见规范的对象是管理人,实际上落脚点在债务人,意在通过界定管理人与债务人、债权人之间的权利和职责边界,鼓励债务人在维持重整企业运营价值和重整价值方面发挥作用,防止管理人、债权人过度干预重整企业的营业事务,激活债务人自行管理制度的潜在价值。《破产法司法解释三》第二条赋予重整程序中的新融资优先受偿的权利,为重整投资人积极投资重整企业,为重整企业提供新融资建立保障机制。上述规定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债务人、投资人在重整程序中的权利。重整前的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关系,在重整程序启动后就变成股东、债权人和投资人之间的三角关系,重整程序的利益冲突和平衡基本上围绕着新旧股东、股东和债权人、投资人和债权人这样的三角关系展开。此处有一个重大问题可能容易被法律界所忽略,那就是重整企业的估值问题,因为估值问题直接关系到股东权益是否应当保留和债权人清偿率的测算,这就是美国破产法中所谓的“平衡价格”。

从本案情况看,A公司申请破产清算并无不当,但在破产清算过程中,对于资产大于债务的法人企业来说,是否必须要宣告破产,才能变卖其资产偿还债务。[2]如果法院裁定宣告破产,依照2018年全国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4条的规定,债务人宣告破产后,不得再转入重整或和解程序,即程序不可复转。在这种情况下,A公司即使在资产大大超过负债的情况下还必须被强行注销。由此产生如下问题:如果A公司不宣告破产,则公司无法通过清算程序变价其财产偿还公司债务,使人民法院的破产清算程序陷入疆局;如果A公司宣告破产,公司的财产通过变价偿还其债务后,会有大量剩余,并且还要继续注销公司登记,让企业消亡,这又有违于公司法、破产法的立法的目的和立法功能,并且与经济发展规律不相符合。从现实情况来看,对于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的案件,如果对资产大于负债的公司宣告破产,很有可能引发债务人上访闹事,并引发多种社会矛盾,严重时还会产生严重的社会稳定问题。

首先,债务人财产的价值应当高于破产费用,也就是债务人财产的价值应当高于进行破产程序进行所需要的成本。如果债务人财产低于破产费用,那么意味着破产程序启动的成本都无法满足,这种情况下兴师动众地启动破产程序一方面浪费了司法资源,另一方面浪费了债权人和其他破产利害关系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看不具有正当性。

估值问题是破产实务界的国际难题,但我国立法和司法似乎忽视了这一问题。司法实践中,重整程序对估值的处理通常采用评估方式解决估值问题,评估的对象则是资产价值,即以资产负债标准确定企业价值。从偿债的角度来说,凡是可以用于偿还债务的财产,均应当属于资产的范畴。[2]问题是评估可以测算资产价值,但不一定可以测算企业整体价值。同时,企业破产法没有赋予利害关系人对评估报告提出异议的救济途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十三条虽然规定异议人可以参照民事证据规则提出异议,[3]但显然不足以解决如此重大事项的争议。对此,建议本次修改破产法或者未来制定司法解释中对估值问题的处理方式及救济程序予以完善。

产生的原因

其次,债务人财产价值应当低于总负债,不仅在决定是否启动破产程序、做出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的时间点需要考虑债务人是否满足破产界限的问题,而且在整个破产程序进行的过程中债务人财产的价值都应当低于总负债。如果债务人财产的价值高于负债,那么启动破产程序对债务进行清偿和对财产进行分配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容易引起破产欺诈等不公平事件发生。

据观察,中国的企业已经从传统的重资产企业向轻资产企业转化,在中国当今“现金为王”的阶段,资产和现金流相比,现金流对困境企业恢复经营能力更为重要。因此重整企业在估值过程中如果按资产负债标准估值,资不抵债企业的股权可能是负值,但按现金流标准估值,同样的企业股权有可能是有巨大价值。所以,重整程序的主要矛盾,与其说是债权人、股东、投资人等利害关系人之间的矛盾,不如说是各方在估值问题上的矛盾,其次才是清偿顺序的矛盾。如何在破产程序中公平公正地检验企业价值最终达成各方共同认可的“平衡价格”,既是债权人的权利,也是解决破产程序利益冲突和平衡的关键。

企业资产大于负债却被申请破产,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所谓债务人财产的保值与增值就是指在破产立法过程中通过破产内部机制和整体制度的设计与完善,法院裁决、管理人履行职务和债权人会议的决议在破产程序启动过程中、进行过程中以及在破产程序最终变现分配过程中防止债务人财产的不当贬损,并尽可能提升债务人财产的价值,以更好地保护破产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实现破产法的目的。

二、出资人权益调整公平公正的标准

1.因抵押、司法查封等导致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出现停止支付的情况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价值

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第项规定,强制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的标准之一是“重整计划草案对出资人权益的调整公平、公正,或者出资人组已经通过重整计划草案”。重整计划强制批准标准的解释也直接影响着正常批准应当适用的标准。问题是企业破产法没有规定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公平、公正的标准。一般认为,已经资不抵债的企业,债权人利益应当优先于股东利益得到保护,重整计划仅对债权进行调整而不对出资人权益进行削减显然有失公平。[4]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曾提出“重整计划草案可以对出资人权益进行调整。但债务人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重整计划草案应当包括对出资人权益削减等调整的内容。”[5]有学者指出,“从目前各国的规定上,在公司资不抵债的情况下,股东对公司不再存在资产权益,原则上在重整后不能继续保留公司的股份”,“出资人的权益在破产开始后自动归零,若出资人无力在破产程序中提供新资金或其他资源,或有债权人愿意与其交易,则无权再对公司主张股权。”[6]另有学者质疑重整语境下“资不抵债”作为判断股东权益为负的立场,强调“资不抵债”不仅仅是账面价值,还应考虑持续经营和未来发展能力等因素。[7]

企业进入破产程序的原因,在本质上就是因为出现了“停止支付”情况。[3]有些企业是因为严重资不抵债,无力支付,而有些企业仅仅是不能支付,即便流动资金严重不足,但固定资产却不少,只是由于负债较多,财产抵押、法院保全等多种情形交织在一起,无法通过自身行为予以解脱,即使经过人民法院的执行程序,也无法通过处理债务人的部分资产来解决其债务问题。本文的上述案例就属于此种情况。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是约束破产法立法者、司法者、管理人以及债权人会议的基本原则。这意味着,首先破产立法应当在法条、机制和制度设计上防止债务人财产的不当贬损,并尽可能地提升债务人财产的实际价值。在立法政策上遵循实用主义原则,客观中立的评价过度负债和债务不能履行现象,摒弃有罪破产主义和破产惩戒主义的思想,以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为主线统一破产法法条、机制和制度之间的相互分工协作。现行破产法的内部机制以及制度设计上的内在思想并未统一,追求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的实用主义与对债务人进行追责的破产惩戒主义之间存在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到了破产程序的启动和应有功能的发挥。

资不抵债股东的权益保护问题理论上直接涉及美国破产法上的绝对优先原则。所谓绝对优先原则,是指清偿先顺位的权利未获得全额清偿之前,后顺位的权利人不应得到清偿或者保留权利。作为强制批准要件时,是指除非重整计划表决中未通过的表决组获得完全清偿,顺位较其更低的组别不得基于申请前债权或股权获得或留存任何财产(2)(B)(ⅱ),(C)(ⅱ)条)。这就意味着无法保留资不抵债股东的权利。[8]但笔者也注意到,美国《破产法典》和实务界对绝对优先原则的适用并不是绝对的,也就意味着在一定条件之下,重整计划认可保留资不抵债股东的权利。首先,从规定绝对优先原则的上述法条的结构来看,作为重整计划的正常批准要件,当先顺位的债权人组多数通过时,不适用绝对优先原则。其次,在《破产法典》颁行之后,实践中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就是,顺位更低的组别是否可以“基于”其对重整债务人的新价值出资获得或留存一定财产。[9]

2.因非法经营而导致无法继续经营

其次,法院和管理人在对破产案件进行重大事项的决策中应以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为依据。破产程序是法院主导下的司法程序,法院权力的行使在破产程序的启动、路径选择等不同的节点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如果破产程序的启动及时,那么可能就会使债务人财产的价值得到更好的保护,实现保值增值,而如果破产审查立案阶段久拖不决,可能会将债务人企业拖垮,使债务人财产受损。再例如,我国破产法在规定了对于欺诈性转让行为可以行使撤销权的同时,也规定了只有在欺诈性转让行为发生在破产程序启动前一年之内方可被撤销。如果受理破产的裁定滞后则可能导致应当被撤销的交易行为难以被撤销,进而影响到债务人财产的保值增值。除此之外,现行《破产法》第65条,《破产法》第87条规定了法院对于债权人会议表决未通过的事项可以直接下裁定予以通过的权力,也就是所谓的强裁的权力。该权力在破产程序中行使的正当性应当以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为判断标准。

相对于美国破产法对绝对优先原则的重视,日本在破产立法上一贯不采纳绝对优先原则的适用。在日本,更生计划的批准需要“重整计划的内容公正且衡平”,尽管就“公正且衡平”的理解存在一些争议,但一般认为“顺位靠前的权利人不能比顺位靠后的权利人承担更多的不利结果”[10],因此,无须完全消灭劣后顺位权利,这也就是现在渐为通说的“相对优先原则”。笔者认为,从域外法对绝对优先原则相对化的趋势来看,至少在超过清算价值的重整价值的分配规则上,围绕着公平、公正的涵义仍有充分解释的空间。

企业因非法经营而无法继续经营,不进入破产程序,将会给债务人、债权人都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如2009年3月,江苏省无锡市安信达公司因涉嫌走私罪,被上海松江海关缉私分局立案侦察,公司总经理被逮捕,安信达公司董事筀等高级管理人员全部离职,公司陷入全面停产。停产后,安信达公司资产状况不断恶化,既有债务无法清结,新的债务不断产生。2009年8月27日,安信达公司的债权人无锡中信银行向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安信达公司进行破产清算。该案通过破产清算,安信达公司财产变现偿还全部债务后,尚有剩余财产11388719.83元返还给了安信达公司股东。[4]

现行破产法赋予了管理人对债务人财产进行管理、变价、处置和分配的重要权力。这些权力一方面能够保证管理人能够较为顺利地完成破产案件中所涉及的事务工作,履行管理人的职能;但是另一方面也给管理人履职带来较高的责任风险。在此情况下,如果不给管理人行使权力确定标准和原则,那么极可能导致管理人的权力滥用,或者导致管理人过于保守并怠于履行职责。基于破产案件的复杂性,为管理人行使权力确定明确、具体的标准可能会束缚管理人的手脚难以保证其灵活机动的处理具体问题,因此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为管理人依法履行职责确定了行为标准和行为框架,一方面限制了管理人权力滥用,另一方面为管理人履职确定评价标准和依据。

结合我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和重整程序的实践,笔者认为至少两点上,应当承认可以对资不抵债股东保留一定权利:一是保留原有股东的一定权益,可以维持企业运营价值,包括维持上市公司的上市地位的情形。此时,即使不考虑壳价值,维持企业经营稳定在维持企业价值和先顺位债权人利益最大化都具有重要作用;二是很多具有经营价值的重整企业,其控股股东和管理层对企业重整的早期启动和重整成功中发挥的潜在作用是无法否定的。这就如同,为什么需要DIP制度来鼓励债务人继续经营重整企业,这是重整程序的内在驱动力。既然因重整的早期启动和有效推动维护了营业价值并减少先顺位债权人的损失,是否也可以将相应的利益分配给股东。

二、宣告破产制度的意义及其局限性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是理解破产法特殊性的切入点,也是约束破产法张力的基本框架。破产法产生于其他民商事部门法之后,一方面在物权法、公司法、合同法等非破产法的基础上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基于其自身追求的独特制度价值和目标,突破了非破产法体系。基于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破产法条文中设计出一系列类似于带履行合同规则、撤销权、禁止抵销条款等相关的机制,这些规则突破了非破产法所设定的体系,使破产法的外观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如果缺乏对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理解和对破产法的深入研究,那么可能会将破产法视为不可理喻的洪水猛兽,致使破产法被污名化。各方破产利害关系人也可能会过分强调破产法的特殊性,以破产法特殊为由,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目标而曲解破产法。在此情况下,应该看到破产法的特殊性规定基本上都是源自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同时也只有符合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特殊规则才具有合理性。

既然绝对优先原则适用本身并不是绝对的,新价值理论的合理性和边界尚待界定,并且一些域外法在探索相对优先原则或折衷做法,我国也可以结合本国实践,探索或推行适合本国的制度。关键在于,如何实现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第项规定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公平、公正的要求。笔者认为,保障清算价值即符合最佳利益原则的前提之下,当债务人具备超过清算价值的重整价值基础,只要保障先顺位权利人优先,对后顺位权利人保留一定权益,符合公平、公正标准。这种标准不仅适用于重整计划的正常批准,同时应当作为强制批准要件之一。

宣告破产,是指法院依据当事人的申请或法定职权裁定宣告债务人破产以清偿债务的诉讼程序。法院对债务人进行宣告破产,意味着破产案件已经确定无疑地进入了清算程序,债务人将不可避免地陷入破产倒闭的境地,并会带来一系列其他的法律后果。因此,宣告破产法律制度在破产法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确立有利于破产法的理论研究和破产法司法实践之间的有机结合,并且为下一步完善我国破产立法实施有利探索。应该说我国现行破产法没有很好地解决法院、债务人财产、债务人、管理人和债权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由于我国目前没有财团法人作为民事主体直接规定,结果导致英美破产法中解决破产管理人法律定位和确定相应法律关系的信托理论难以在我国适用。由于目前我国管理人的法律定位和相关法律关系难以确定,管理人与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无法理顺,甚至破产法确立的管理人管理债务人财产机制难以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相融合。

三、出资人权益调整和股东表决权

宣告破产的意义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为理清破产程序中的法律关系发挥重要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在我国发挥着弥补债务人财产作为独立民事主体缺位所导致的不足[]的重要作用。通过在立法上确立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在司法上加以贯彻,能够在客观上强化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的必要性,进而可能推动破产程序中债务人财产具备独立主体资格相关法律制度的立法。

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重整计划草案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的,应当设出资人组进行表决。《破产法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分组表决时,权益因重整计划草案受到调整或者影响的债权人或者股东,有权参加表决;权益未受到调整或者影响的债权人或者股东,参照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不参加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11]本条规定基于我国破产法设置出资人表决组的设计将权益受到调整的股东也与债权人一并同等对待。遗憾的是司法解释并未考虑资不抵债情况下绝对优先原则在表决机制中的适用,股东在资不抵债情况下的表决规则仍未能予以明确。关于资不抵债股东的表决机制,目前实务界和理论界不少声音呼吁剥夺资不抵债企业股东的表决权。[12]笔者认为,是否保留股东权益和是否保留股东的表决权是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的问题,可以分别处理。

1.程序定型化

三、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立法体现

从立法论角度,笔者倾向于改变现行立法模式,即修改立法现有模式,规定在债务人资不抵债情形下,程序上不设立出资人组对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进行表决,但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适当保留股东权益。因为,笔者前面所主张对资不抵债股东保留一定权益的情形,是基于对重整价值的新价值理论的灵活性理解或有利于维持企业价值和先顺位债权人利益最大化的理论,不影响确立清算价值下否定资不抵债股东表决权的原则。在现有立法模式下,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可以参照证券监管规则中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做法,在出资人组中分设小额出资人组,或者采取出资人组通过和中小投资者通过这一双通过模式等,防止大股东滥用表决权,灵活地处理股东表决权问题。

宣告破产一经作出,是破产企业真正开始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标志,预示着破产企业已经走向倒闭的境地,也意味着企业必须走向消亡之路。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直接关系到破产法的自身生存问题,是破产法生命力的源泉。值得注意的是,破产程序不是唯一处理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程序,如果破产程序的启动不能给申请人带来比其他债务解决程序更优的效果,那么就不能够吸引其启动破产程序,破产法也就行将破产。显而易见,破产程序之所以能够提供给债权人利益保值增值的制度保障就是要尽可能地把债务人的全部财产收集在资金池中,在破产程序中进行妥善保管并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出售并进行分配。否则,破产程序将被债权人和债务人所遗弃。

注释:

2.程序不可逆转

由于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关系到破产法自身的生存,关系到破产法功能和价值能否真正发挥出来,因此该原则在破产立法的设计上得到体现。从债务人财产价值保值增值的原则出发能够更为清晰地理解现行破产法中看似特别的具体机制。

[1]许德风:《破产法论——解释与功能比较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86、489页。

在宣告破产前,原则上破产清算、重整、和解三大破产程序之间还可以进行转换,有关利害关系人还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转换程序,以达到企业资产处置的最优效果。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后,破产清算程序就不能再转换成重整或和解,即使案件出现新的情况,程序也不能再行转换。

从我国现行破产立法条文和机制设计来看,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在破产立法上随处可见。很大程度上破产法法条、规则和机制的特殊之处,甚至看似不合理之处都源于对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贯彻,也只有从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视角能够解释这些破产法法条、规则和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现举例如下:

[2]同上,第107页。

3.破产企业变价处置财产的许可权

1.自动冻结制度。自动冻结制度是美国破产法中的一项制度,是指在破产程序启动时自动施加给债务人财产的破产保护。我国破产法吸收借鉴了一部分内容,例如破产程序启动产生解除已经采取的财产保全措施的法律效力,中止已经开始的执行程序和诉讼程序等,但是并没有引入反破产歧视等制度。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3条规定,处理破产财产前,可以确定有相应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对破产财产进行评估,债权人会议、清算组对破产财产的评估结论、评估费用有异议的,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处理。

依《破产法》第61条、第107条之规定,在宣告破产前,债权人会议是不能通过债务人的财产变价方案的,也就是说,只有在宣告破产后,债务人的财产才称为破产财产,债权人会议才能通过债务人即破产人的财产变价方案,处置破产企业的财产,偿还其债务的程序才能启动。

2.《破产法》第18条和第53条确定的破产程序中带履行合同的处置规则。《破产法》第18条规定在破产程序中破产管理人有单方解除待履行合同的权利,而第53条则明确规定了把合同相对方由于管理人单方解除合同而遭受的损失列入普通债权。从破产法的立法上看,明显表现出一种立法政策上对债务人的倾斜,其立法政策考量只能够通过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得以解释。

[4]公司法第186条第2款规定,公司财产在分别支付清算费用、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宣告破产制度的局限性

3.《破产法》第40条规定了破产抵销权的禁止。权利人之间互负债务在等额的范围内行使抵销权本无争议,同时也保证了抵销权作为形成权在破产程序中的行使。但是破产法根据债务人的债务人所持有债权的时间点确定了限制抵销权形式的制度,也就是说虽然债权在破产程序中仍然可以自由流转,但是后获得的债权不能够与先形成的债权进行抵销。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如果不加限制地允许债权流转并允许行使抵销权的话,那么必然导致债务人财产的减损。破产案件中抵销权的行使一般使债务人财产遭受损失,因此破产法的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了管理人不得主动主张行使抵销权。

[5]刘敏、池伟宏:《法院批准重整计划实务问题研究》,载《法律适用》,2011年第10期,第87-88页。

从现实情况看,现行的宣告破产制度存在以下主要局限:

4.我国现行破产法在立法上删除了关于单一清算组的规定,而是设计了破产管理人制度,与原有的清算组形式相比,破产管理人显然从称谓上就显现出强调“管理”而非“清算”的职能。破产法规定了破产管理人负有“忠实、勤勉”义务,那么忠实和勤勉义务指向哪个具体对象呢?这是个问题。通过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适用,该问题能够得以解答。也就是管理人依法执行职务应当对债务人财产负有忠实和勤勉义务,即一方面不应造成债务人财产价值的不正当贬损,另一方面应当尽最大所能提升债务人财产的价值。

[6]许德风:《公司融资语境下股与债的界分》,载《法学研究》2019年第2期,第96页。

1.规定的宣告破产时间不科学

四、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司法适用

[7]齐明:《我国上市公司重整中出资人权益强制调整的误区与出路》,载《法学》2017年第7期。

依2018年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3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清算申请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无人提出重整或和解申请的,管理人应当在债权审核确认和必要的审计、资产评估后,及时向人民法院提出宣告破产的申请。因为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的时间有严格的规定,从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到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即使所有的法定期限都按最长的时间计算,也只有4个月10天的期限。这个期限,对一个简单的破产案件来讲,查清破产企业的资产和债权情况也许问题不大,但对于比较复杂的案件来说,就很难了。尤其对那些特别复杂的案件,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查清企业的资产和债权情况。同时清查破产企业的资产和核查其债权,本身是一个动态过程,如过早地宣告破产,使案件固定进入破产清算,不利于科学合理地处理破产案件,甚至出现破产财产多于破产债权仍被宣告破产的尴尬局面。[5]尤其是在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的案件中,如果出现破产财产多于破产债权的情况,债务人及其股东还很有可能借题发挥,对债权人的申请和人民法院的受理是否合法提出质疑,甚至上访告状,影响社会安定和稳定。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能够解决诸多破产法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基本问题,并为其提供法律依据。“当公有财产未分配之前团体的成员有可能产生机会主义时,为了财产价值的维持和最大化,就需通过一定的程序界定各自的权利份额。”虽然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没有确立财团法人的民事主体类型,但是不妨碍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确立。在司法实践中贯彻执行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能够切实解决如下系列问题:

[8]查尔斯.J.泰步著,韩长印、何欢、王之洲译:《美国破产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88-1289 页。

2.限制了破产程序之间的转换

该原则在破产程序的启动问题上为决策行为提供判断标准。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渗透到对破产申请的实质审查环节,凭借是否对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标准决定破产程序启动的时间、破产程序进行选择的路径、破产程序启动后债务人企业停业或者继续经营等因素。

[9]查尔斯.J.泰步著,韩长印、何欢、王之洲译:《美国破产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88-1289 页。

破产程序有三种具体的程序,即破产清算、破产重整和破产和解。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三种程序之间可能进行转换。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形包括:

管理人履行职责应当贯彻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破产管理人应以此作为标准贯彻忠诚和勤勉义务,并将该原则作为履行职务,做出重大破产决策、利益得失的标准。“债务人财产的增值对于债权人来说,远比债务人企业的最终命运重要得多。”例如破产法规定管理人有权在法院的批准下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之前决定“继续或者停止债务人的营业”,这是一项重大的决定。如何决定在破产程序中停止或者继续债务人企业的经营需要以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的需要为判断标准。如果经营中的企业每天都在亏损,那么继续其经营就变得毫无意义,每经营一天都是对债务人财产价值的贬损。例如《破产法》第18条规定了破产管理人有权利决定继续履行或者主张解除待履行合同,但是没有规定管理人继续履行或者作出解除合同决定的标准。管理人应当以是否有利于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为判断标准作出继续履行或者解除合同的决定;再例如《破产法》第31条规定了在破产程序启动前1年之内,债务人企业以“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的”的财产处分行为,管理人有权主张撤销。在实践中“明显不合理”显然包括低买高卖和高买低卖两种情况,因此从字面上理解《破产法》第31条这两种情况下管理人都有权主张撤销,但是从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来看破产撤销权是单向的针对高买低卖损害债务人财产的价值,因此管理人一方面不能够利用司法资源或者动用自己的权力撤销低买高卖的交易,另一方面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既违反了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也违反了管理人的忠实勤勉义务。

[10]山本和彦著,金春等译:《日本倒产处理法入门》,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04页。

破产清算转重整。债权人申请对债务人进行破产清算的,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宣告债务人破产前,债务人或者出资额占债务人注册资本十分之一以上的出资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重整。

在破产重整中,同样需要遵循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与破产清算程序不同,破产重整程序一般会引入战略投资人参与挽救企业的程序,战略投资人投资索取的一般是重整后企业的控股地位或者可以确定的远期收益。我国破产法明确规定了制定破产重整计划草案的主体限定为破产管理人或者债务人,除此之外均不可提出重整计划草案。破产管理人引入投资人制定的重整计划草案所确定的分配率既涉及忠实义务的履行,也涉及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例如在实践中,破产管理人引入了战略投资人甲,经过协商制定的重整计划草案中确定的普通债权的分配率为25%,在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前,债权人乙提出该债务人企业本身具有较高建设资质,债务人企业的壳具有较高价值,自己愿意作为战略投资人出资,保证普通债权的分配率为45%,并愿意先缴纳保证金。破产管理人拒绝引入乙作为战略投资人,并强行将该重整计划草案拿到债权人会议表决,由于我国破产法规定的重整计划草案属于一次性表决,因此债权人面临要么通过要么清算的困境。本文认为,管理人的行为既是对破产规定忠实义务的违反,也是对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违反。因为战略投资人投入的资金必然首先流经债务人财产资金池,因为其锁定甲拒绝乙而导致债务人财产价值减损,违反了该基本原则。

[11]企业破产法第82条规定,下列各类债权的债权人参加讨论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会议,依照下列债权分类,分组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债务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债务人所欠税款;普通债权。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决定在普通债权组中设小额债权组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第83条规定,重整计划不得规定减免债务人欠缴的本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该项费用的债权人不参加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

破产清算、重整转和解。债务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和解,也可以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宣告债务人破产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和解。

尽管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作为破产法的基本原则贯穿破产案件的审理始终,但破产程序是司法程序,需要在合法性的框架下开展,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不能盲目、无限制提升债务人财产的价值,导致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不当贬损。

[12]董璐老师也撰文认为,“当企业在重整评估状态下仍然资不抵债时,否决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具有正当性。”董璐:《资不抵债下股东在重整程序中的表决权排除》,载天同诉讼圈“破产池语”专栏,引自_-bgg,时间2019年9月11日。

重整转破产清算。重整计划草案未获得债权组会议通过且未依法获得批准,或者已获得债权组会议通过的重整计划未获得批准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并宣告债务人破产;债务人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人民法院经管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应当裁定终止重整计划,并宣告债务人破产;在重整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管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并宣告债务人破产:①债务人的经营状况和财产状况继续恶化,缺乏挽救的可能性;②债务人有欺诈、恶意减少债务人财产或者其他显著不利于债权人的行为;③由于债务人的行为致使管理人无法执行职务。

五、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与债权人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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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转破产清算。和解协议草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未获通过,或者已经债权人会议通过的和解协议,未获得人民法院认可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和解协议,并宣告债务人破产;债务人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经和解债权人请求,应当裁定终止和解协议的执行,并宣告债务人破产。

我国现行破产法的宗旨确立为保护债权人、债务人和社会公共利益,债权人整体利益最大化必须在破产程序中得以体现,但是破产程序是法院主导下的司法程序,现行破产法并非以债权人整体利益最大化为单一制度价值。“从目标上看,破产法的立法者与司法者从来就不拥有一元与多元之间的选择。”因此,在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和债权人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之间存在着联系和区别。通过对二者之间联系和区别的理解,一方面能够更为深刻地理解破产法理论和立法规范,另一方面能够更好地解决破产案件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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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两种情形,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程序之间可以进行转换:①债务人直接申请破产清算的,在宣告破产前,债务人能否申请将程序转换成重整或者破产和解。破产法第七条规定,债务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也就是说,法律赋予了债务人破产程序的选择权。对于民事权利主体而言,法无禁止即可为。破产法没有禁止债务人在选择破产清算后再行选择重整或者和解的程序的权利,因此,在宣告破产前,债务人有选择破产清算、重整或和解程序的权利。在实践中,允许债务人申请转换程序,更有利于更科学合理、更合乎情理地处理破产案件。实际上,债务人申请转换程序,实际上相当于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申请变更诉讼请求。②破产和解能否转入重整。和解程序的启动者必须是债务人,依《破产法》第7条之规定,债务人申请和解后,又申请将程序转换成重整,不违反法律规定。

二者之间的联系较为明显。尽管破产程序是充满着不同破产利害关系人以及充斥着利益冲突的法律程序,但是在全部破产利害关系人中债权人是最为重要的保护群体。一方面,破产程序启动、推进以及最终的财产分配围绕着债权人整体利益最大化开展。一般而言,破产分配是债务人财产的最终归宿,债务人财产能否保值增值直接决定了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能够获得分配的份额,也直观体现出特定破产案件对债权人保护的程度。另一方面,破产法围绕着最大化保证债权人的权利实现设计破产法制度和相关机制。随着破产原因的产生,债权人的权益将要遭受损失成为必然发生的事情,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债权人的损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考验破产法功能的重要标准。在此情况下,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必然对此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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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明确的是:破产企业一旦宣告破产,上述程序即禁止转换,对破产案件的处理带来极大不便。实际上也不符合破产案件的实际情况。

破产法的历史沿革经历了“债权必须实现”到“债权人保护兼顾债务人救济”的过程,我国破产法也规定了“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最终目的不是债务人保护,而是为了债权人整体利益保值增值原则。在我国现行破产法中规定了破产宣告的时间节点,在此之后债务人财产被称之为破产财产,破产财产是用来给债权人进行破产分配的财产。因此,保护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的价值不是为了债务人自身,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达成这样的共识是意义深远的,一方面我国传统债法文化要求破产法专注保护的对象应当是债权人而不是债务人,另一方面我国破产法规定的债务人仅限于企业法人,只需要妥善解决职工社会保障问题就不必再对其施加人文关怀。本文认为即便是在破产程序中债权人保护与债务人救济二者也不能本末倒置,甚至尤其是在企业破产程序这一诸多债权债务关系能面对的最后一道解决的司法程序中,更应当明确立法对债权人保护的态度。

3.限制了破产管理人或法院处理债务人财产的权力

与二者之间的联系相比,二者之间的区别更值得我们关注。如果对二者不加区分,那么将混淆破产法实施的多元化功能,降低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作为破产法基石原则的地位,并且将动摇破产法依法实施的基础,使破产法的实施陷入任意创新的怪圈。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破产程序的目的是对债务人的债权人的共同清偿。[6]只要人民法院受理了破产案件,就要允许破产管理人或人民法院处理其财产,偿还其债务。虽然破产法规定了经人民法院批准,破产企业的管理人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处理债务人的个别财产,但破产法规定,债务人财产只有在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后,才能被称之为破产财产,债权人会议才能讨论破产财产的变价方案,也就是说,企业不宣告破产,管理人或者人民法院都不得变价破产财产,偿还其债务。现行的法律把破产清算程序定位在宣告破产这一个点上,没有这一个点位的突破,似乎破产清算案件就无法进行下去。这是一种人为的设障。因此,现行的宣告破产制度束缚了破产案件的审理,与破产法的立法宗旨相悖。

首先,二者针对的对象不同。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针对的是债务人财产资金池的收集、管理和处分;而债权人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则针对其他破产利害关系人和债权人个体。当债权人整体利益与其他破产利害关系人或者与个体债权人利益之间发生冲突时,优先保护债权人整体利益。

三、规避宣告破产制度局限性的办法

其次,二者地位不同。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是破产法的基石原则,是关系到破产法作为集中处理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制度能否在实践中得以应用,得以实现的关键。当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应当优先适用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由于我国破产法将债权人保护作为破产法所保护的目标,但是并非唯一目标,因此不排除将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用作债务人保护或者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就体现为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优先性。

作为现行立法规定的宣告破产制度,实实在在地影响着破产案件的进程和处理结果。破产实务中有必要从现实情况出发,尽量规避现行法律规定的局限,在不突破法律规定的底线的情况下,科学、有效地处理好各类破产案件。

再次,二者立法体现不同。该原则体现在破产法的立法设计中,如前所述,与其他部门法相比,破产法独特之处大多基于该原则产生。债权人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作为破产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设定了破产法的次一级追求目标。以我国破产立法为例,除破产重整中规定了担保物权在破产重整期间暂停行使、债权人会议表决制度等之外,基本上没有债权人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其他立法体现。

从立法层面上来解决其局限性

破产程序是充满利益冲突的司法程序,破产利害关系人通过自身权利对抗其他利害关系人权利以保证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债权人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破产法中规定的债权人会议的职权,债权人会议在破产程序中享有较大职权,但是破产法并未将所有破产法权利都赋予债权人会议来决定,而是强调法院在破产程序中的主导地位。例如,破产法分别在第65条[]和第87条规定了法院在特定的情况下有权对债权人会议表决不通过的方案行使强制裁定批准权。破产法规定债权人会议对管理人的更换和薪酬只有提出异议的权利,而没有决定权。由此可见,破产法一方面对债权人施加保护,另一方面也对债权人的权利进行限制。

1.推迟宣告破产时间

最后,司法适用中的地位不同。债务人财产作为破产程序中的核心问题,债务人财产保值和增值是保证破产程序启动和正常开展的基础。因此,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可以作为破产法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基本原则加以适用。相比之下,债权人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不能在司法实践中扩大适用。

宣告破产,是破产清算标志性程序。依现行法律和司法政策的规定,一旦宣告破产,程序不可逆转,因此建议在债务人资产量和负债基本确定后再宣告破产。因为:债务人的财产额在实际变现之前是不确定的;在法院规定的申报期内,债权申报基本不可能完成,尤其是管理人对债权的审查更是难以完成。在债务人财产和债权人债权都无法相对准确地确定之前,宣告债务人破产,固化破产程序走向破产清算,会给破产案件的办理带来很大风险。

六、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张力与限制

任何资产都应当以市场价来衡量,债务人的财产分配应当以货币化为基本形式。资产只有能变卖成货币时,才能真实地反映债务人的资产量,才有可能避免债务人的资产评估价值高,而实际变卖时价值低的情况出现。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基于破产法自身的需要而产生,是最大限度保证债权人权益、其他破产利害关系人权益实现以及破产法功能实现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呈现出破产程序启动和终结时间轴前后以及破产程序中横向的张力,表现为破产程序不同于其他民商事部门法的溯及力。

在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中,债权申报的时间比较短,一般情况下,在法院规定的申报期内包括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前,债权申报不可能完成,尤其是管理人对债权的审查更是难以完成,更不要说人民法院对债权的裁定确认。

债务人财产时间轴上的张力

确定债务人资产额和负债后,可以比较符合实际地选择破产案件的程序,在资产额实际大于负债的情况下,管理人应当与债务人进行沟通,动员债务人申请重整或者和解,尽量避免企业破产清算。破产的本质是让企业适应市场,让市场选择企业。对于那些经营状况比较好、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留在市场,应当作为破产案件审理的首要选择。企业经过资产清理或者变现后,其资产如果大于负债,说明企业具有挽救和再生的可能,管理人和人民法院应当首先考虑企业重整或和解,给企业留一线生机。所有这些工作,都需要时间来完成,如果过早地宣告破产,会让一些有可能复活的企业死亡。这种状况不符合破产法的立法目的和基本原理。

为防止在破产程序启动前一定时期内债务人任意处分财产的行为导致债务人财产不当贬损,各国破产法都对欺诈性转让行为作出了可撤销的规定,进而把破产法的适用时间向前追溯到了破产程序正式启动前的一定时期[]之内。也就是说虽然对可撤销行为的审查和提出撤销申请是在破产程序启动之后进行的,但是审查的内容却是在破产程序真正启动之前。由此可见,破产法施加给债务人企业审慎处置自身财产的义务,否则其财产处置行为可能在破产程序中被撤销。

2.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宣告破产后程序仍可转换

为了防止债务人财产在破产程序中被遗漏,我国破产法规定在破产程序终结后两年内发现的可供债权人进行分配的财产仍然有权对其进行追回,给权利人追加分配,因此破产法的效力被延展到破产程序终结后两年内的时间。

深圳大世界商城发展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就是在宣告破产后重新恢复重整程序的成功案例,虽然该案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但最终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不失为一个成功的案例。[7]

由此可见,从某种程度上看,债务人财产与破产程序之间的关系不是破产程序产生债务人财产的概念,而是破产程序以追踪债务人财产的线索开展。因此,破产法在沿着债务人财产产生和延续的时间轴上产生了先前的追溯力和向后的延展效力。这种时间上的追溯力和延展力破坏了破产法与公司法原本清晰明确的法律适用上的界限,使破产案件中的公司法适用问题和公司法中的破产法适用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3.延长债权申报的期限

债务人财产横向张力

在立法上,应当考虑延长债权申报的期限,特别是延长债权申报后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笔者认为可考虑延长至债权申报期满后45天内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以给管理人调查债务人资产、审查债权提供更充足的时间。

基于破产利害关系人权益实现、破产中的债务人自身商业信用需要补强以及破产法自身成本的需要,破产程序中产生了债务人财产横向扩张的需要,其直接作用对象即破产程序中所涉及的案外担保物和保证人的财产。

4.增加变卖企业资产的情形

从我国现行破产法对别除权人的规定来看,别除权人不等于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而是用债务人财产来担保的债权人。可见,破产法对案内抵押财产和案外抵押财产进行了区别对待。

修改法律规定,不宣告破产,也能变卖企业资产用于偿还债务人债务。破产程序,归根到底,就是变卖破产人的财产偿还其债务的过程。如果不宣告破产就不能变卖其财产偿还债务,是不符合破产法的根本原则的。因此应考虑立法上改变这种设置。

我国现行破产法对案外抵押财产和保证人采取了不予豁免的严厉的立法政策。破产法分别在破产重整、破产和解和破产清算中对保证人责任分别进行了规定。确定了即便是重整计划或者和解协议对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了调整,也不减轻保证人责任。而在破产清算程序之后,保证人仍需就未获清偿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显然破产法突破了担保法的规则和原则,将更多的财产归入了供破产利害关系人进行分配的资金池中。

5.取消宣告破产制度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限制

在英美法系国家,宣告破产并不为破产清算的必经程序,甚或没有宣告破产程序。[8]而在大陆法系或受大陆法系影响的国家,宣告破产是一个必经程序。未经此程序,当事人的宣告破产是不可采信的。因此,德日等国原有的破产法,并不以破产案件的受理作为破产程序法律效力的起始,而以宣告破产作为程序的正式启动时间。近年来,大陆法系有向美国破产法融合的趋向,随着德日新破产法的修改颁布,宣告破产这一程序渐被取消,或仅有形式上的意义。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的新破产法也应淡化或模糊宣告破产制度的内涵。

虽然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是破产法中的基本原则,但是也并非没有限制。破产法的实施不能超越合法性的框架,不能用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或者保护债权人利益无限的扩展破产法的适用。

破产法的真谛在公平处置债务人的财产,公平保护债权人的债权。消亡企业不是破产法的主要功能,只有那些确实已经被市场淘汰或即将被淘汰、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企业,才应被注销。按照我国现行破产法典的结构,以受理破产申请为起点,以破产清算、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和解协议执行完毕为终点,期间允许程序之间互相转换,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取消宣告破产制度,不但不会影响破产案件的办理和审理,更有可能给破产制度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

在破产法的实践中必然涉及破产法和非破产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破产法的原则和规则都要在不违背破产法或者其他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前提下适用。“除非基于特殊的政策考量,原则上不应对非破产法规范进行变动;除非法律作了特殊规定,原则上应遵守实体法的有关规范。”也就是说除非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已经体现为破产法的规定,否则破产法原则不具有超越其他法律规定或者司法解释的效力。

在实践层面避免其局限性

例如,在甲房地产企业破产的案件中,债务人甲已经将A房屋出售给乙但是尚未办理更名过户手续,买房人乙实际交付了全部或者大部分房款,同时该房屋A上为债权人丙设定了抵押担保他项权利证明。商品房买卖发生在破产程序启动之前一年以外,且破产程序启动时房屋A的价值已经大幅度升值。在此案例中,首先可以确定房屋A应当属于债务人财产的范围,在买房人尚未缴纳全部房款的情况下,应当适用《破产法》第18条确定为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那么管理人应当如何履职?是应当继续履行合同将该房屋交付给甲,并要求甲按照原合同约定支付剩余房款?还是依据《破产法》第18条规定,并遵循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解除该商品房买卖合同,收回房屋给别除权人丙优先受偿?本文认为应当是前者。

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无人申请破产企业重整或和解时,管理人在进行了必要的资产评估、财务审计后,应及时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但在实际办理过程中,要注意把握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的时机。

在本案中,如果继续履行房屋买卖合同可能会损害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但是该原则不能对抗司法解释的法律效力。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买房人乙在该破产案件中享有优先于建设施工人的优先权,当然也就优先于担保债权人。破产程序是充满利益冲突的法律程序,破产利害关系人通过运用优先权对抗他人权利以实现自身权益最大化。本案中在买房人依法享有优先权的情况下,管理人的自由裁量权受到司法解释的限制无权解除该合同,只能决定继续履行,并将房屋收回的尾款给予担保债权人丙优先受偿。

1.尽可能客观评估债务人资产

七、结语

在破产清算过程中,一般情况下,应先行对债务人的资产进行评估。以评估价衡量债务人资产的多少,并作为申请法院宣告破产的依据。资产评估的方法主要有四种:即收益现值法、重置成本法、现行市价法和清算价格法。实践中,多采用清算价格法进行评估,因清算价格法评估的破产财产更符合财产的真实价格。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是统领破产法规定、机制、制度,以及立法和司法实践的最重要的基本原则。该原则的缺位一方面导致现行破产法的立法和司法缺少灵魂,另一方面导致传统民商事法律原则在破产案件中的适用,结果导致破产法本身所追求的价值和功能无法体现。

2.提高管理人对申报债权的审查力度

建立健全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才能保证我国破产法内在和谐统一成为有机的整体,妥善解决破产程序中其他法律法规适用性的问题,有效解决现行破产法和司法解释的法律适用问题,为法院审理破产案件和破产管理人依法履行职责提供依据并确立评价标准。

对无争议债权,尽早提交法院裁定确认。有些案件,在规定的债权申报期内,有大量的债权未能申报,给破产企业的负债形成假像。实际在财产分配前,债权数额还会有较大地增长。因此要努力动员债权人在债权申报期内申报债权。

齐明,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3.资产大于负债时管理人应暂缓申请宣告破产

来源:《清华法学》2018年第3期 北大法律信息网

管理人应当对资产评估的方法、资产评估的市场状况进行综合判定,债务人的财产量是否有可能大于债务,申请宣告破产是否有风险。在评估资产价值大于负债的情况下,管理人应暂缓申请宣告破产。

责任编辑:李萌 助理编辑:贺舒宇

4.动员债务人及企业股东申请重整或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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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破产企业财产量较大,负债相对较少时,管理人应协助债务人或债务人股东申请人重整或和解,使破产案件的审理更符合实际。如果破产企业资产大于负债,管理人要及时征询企业负责人及其股东的意见,告知他们可以申请重整或和解。

5.确定债务人负债大于资产时申请宣告破产

在基本确认债权申报完结、资产清查完毕或已经基本变价的情况下,确信破产企业负债仍然大于资产时,管理人应及时申请法院宣告破产。

参考文献:

[1]《破产法》第二条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

[2]《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后,债务人称为破产人,债务人财产称为破产财产,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称为破产债权。

[3]参见王欣新:《破产法原理与案例教程》,3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4]参见王欣新:《破产法原理与案例教程》,3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5]本文所称破产财产,是指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后,对债务人财产的称谓,破产财产和债务人财产无实质区别;破产债权,是指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其他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

[6]参见[德]莱因哈德•波克著,王艳柯译:《德国破产法导论》,第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7]参见徐阳光主编《中国破产审判的司法进路与裁判思维》第598~601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

案例简介:深圳大世界商城发展有限公司系以开发建设“深圳大世界商城”为核心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成立于1995年12月25日,注册资本1亿元。2000年12月6日,深圳中院裁定宣告大世界公司破产清算,并指定原临时监管组成员组成清算组,全面负责破产清算工作。由于种种原因,案件拖延至2016年,深圳中院于2016年6月17日裁定中止大世界公司破产宣告裁定,并自2016年6月17日起对大世界公司进行重整。

大世界公司由破产清算程序转入重整程序后,清算组面向社会再次公开招募大世界公司重整投资人。2016年12月19日,大世界公司召开第三次债权人会议及第二次出资人组会议,由债权人表决通过《大世界公司重组方选定规则》,并依据该规则表决选定大世界公司重组方。债权人会议对重组方制作的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经表决,普通债权组高票通过重整计划草案,仅有财产担保债权组和出资人组等少数权利人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清算组申请深圳中院依法审查并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

深圳中院经审查批准深圳大世界商城发展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终止深圳大世界商城发展有限公司重整程序。大世界商城在重整计划批准后2年内完成续建并竣工验收,向业主交付。至此,大世界公司重整成功。

[8]参见尹正友、张兴祥著:《中美破产法律制度比较研究》,第213~230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