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法学院领导、教授,以西方开拓独立的民主精神正确看待我国传统律学

2019年12月5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法理学 法的历史发展 法与政治 [ 导语 ] 《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由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总主编再现六十年法学历史进程的恢弘之作,以史家的笔法真实记录法学重要问题论争首次以“实录”的方式研究法学学术史。以“实录”的方式来再现共和国六十年间发生的法学论争,这在我国法学学术史的理论研究方面还是第一次。民为邦本,法乃公器。相信《实录》的组织编写和出版必将有助于促进法治精神的传播,使法治精神进一步体现在民众的言论行动中,落实在国家的法律政策中。法治天下,其日可待。[ 内容摘要 ] 以“实录”的方式来再现共和国六十年间发生的法学论争,这在我国法学学术史的理论研究方面还是第一次。民为邦本,法乃公器。我期待并且相信,《实录》的组织编写和出版必将有助于促进法治精神的传播,使法治精神进一步体现在民众的言论行动中,落实在国家的法律政策中。法治天下,其日可待。[ 内容 ]

由中国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先生总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丛书首发式于2009年10月30日下午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305室隆重举行。 《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丛书是厦门大学出版社为庆祝共和国六十年华诞的献礼之作。丛书是以史家的笔法,以“实录”的方式,从学术史的层面上再现共和国六十年历史进程中发生的一次又一次法学重要问题的论争,从一个侧面揭示我国法学从“荒蛮之地”走向“显学”,从“幼稚之学”走向成熟,与时俱进、不断开拓的历程。读者不仅能从其间领略到我国法学成长过程的点点滴滴,同时也能真实感受到共和国六十年民主法治与法学发展的艰辛历程。本丛书的出版,是对我国六十年来法学各学科渐进式发展的一次整体性总结,是对我国法学在论争中前行的一次梳理,通过这一总结,也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贡献! 丛书参照我国法学学科的划分,分为:法理学卷、宪法学卷、行政法学卷、民商法卷、诉讼法卷、经济法卷、刑法卷和国际法卷等八卷。作者阵容强大,各分卷的主编都是我国法学界颇有声誉的著名学者。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中央党校等法学院校以及京城其他院校的知名法学学者也都参与了具体的编写工作。 著名法学家江平,厦门大学副校长李建发,福建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陈忠财、副巡视员赵文淦,厦门市法制局局长黄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国猛,以及福建省新闻出版局图书处、版权处领导,厦门大学法学院领导、教授,厦门市司法局和厦门仲裁委代表,来自台湾地区的著名图书馆馆长等80余人出席了丛书首发式。 参加此次首发式的还有: “民商法卷”主编、中国政法大学科研处处长柳经纬教授,厦门大学宣传部部长王炳华,厦门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侯立标,厦门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宋方青教授,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齐树洁、卢炯星、徐国栋等。

必威 1

自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至今,新中国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六十年风雨砥砺,沧桑巨变。抚今追昔,展望未来,令人感慨万千。

孙慧娟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全盘学习苏联,建立了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民主法治缺乏必要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因而法律工具主义、法律虚无主义盛行。共和国的前三十年,民主法治建设遭受严重挫折,“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出现了“无法无天”的局面。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为民主法治建设奠定了必要的社会经济基础,而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则为民主法治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条件,民主法治建设由此走上了正轨,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今天,我国的法律体系日趋完备,司法运行机制基本健全,公民法律意识普遍加强。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依法治国、保障人权虽然已经写进了宪法,但是真正实现还有漫长的道路。

下图为位于广东省新会市的梁启超故居纪念馆。资料图片

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进程相适应,我国法学理论发展大体上也以1978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的法学理论受到法律工具主义和国家意志主义的支配,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那段时期,法律被认为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阶级专政的工具,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法律文化和法律文明都被视为剥削阶级的法学而遭受彻底的否定,正常的法学学术讨论变成“打棍子”、“扣帽子”的政治运动,大批法学教授被打成右派,成为阶级专政的对象,法学因此丧失了科学性而沦为一定意识形态的奴仆,法学园地一片荒芜。后一个时期的法学理论随着民主法治的进步逐渐得以重建与发展,从构建法学的基本理论开始,法学界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去,研究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为解决实践中的难题提供理论支持,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献计献策,法学也从以往的“荒蛮之地”发展为日益繁荣的“显学”。近年来,我国法学理论研究彻底抛弃法律工具主义和法律虚无主义的观念,逐渐摆脱了对特定意识形态的依附,有了对国家民主法治的独立的价值判断和理论追求,法学理论体系的框架初见端倪。法学不仅仅是一门“显学”,而且已成长为一门科学。

民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这一时期,新说与旧说碰撞,中学与西学交融,时与势造就了英才的成群到来。在民国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各个学科都涌现出了一大批大师级的人物:他们继承旧时代士大夫的风骨,严格言行操守,同时又具备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他们视野开阔,既精通中国传统的旧学,又以开放谦逊的姿态研习西学,最终给后世留下了一笔笔大气磅礴的精神财富。他们在潜心学术延续文脉的同时,终不忘民族之安危、国运之衰微、民众之福祉。梁启超先生就是这一令后人敬仰、群星闪耀时代里,最为出彩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然而,我国法学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总体而言,我国法学的成长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旧观念的束缚。建国以后逐渐形成的特定的意识形态,如阶级斗争理论、法律工具主义观念等,是横亘在我国法学成长道路上巨大的理论障碍。法学研究必须摆脱这些旧的观念的束缚,必须冲破这些理论藩篱,才能获得成长。二是由于在很长时期内,对人类社会一切法律文明都持否定态度,导致了我国法学严重的先天不足,相关知识匮乏,研究视野狭窄,理论水平低下,“幼稚的法学”曾是较长时期内人们对法学的基本评价。法学要发展,就必须发奋努力,扩大理论视野,吸收人类社会一切法律文化和法律文明的知识养分,以后天的努力来弥补先天的不足,摘掉“幼稚”的帽子。

民国时期,传统的“人治”的观念逐渐被“法治”理念所代替。所谓法治理念即强调社会应依法治理,全社会信奉法律并自觉按照法律办事。在礼治观念根深蒂固的二十世纪初期,中国要完成这样的法治理想又何尝容易?用法治理念指导下描绘或构建法治社会模式的动机及行为取向的任务就落在法学家的肩膀上。在历史大转折的时期,对于中国法律进程的走向有两种派别,第一种是保守派,主张继续沿着“老祖宗”的道路发展;第二种是革新派,即全盘否定中学,主张用西学代替中学。殊不知,法治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社会土壤,只有深谙我国传统律学,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和高度的自信,才能不卑不亢地站在世界的角度,以西方开拓独立的民主精神正确看待我国传统律学,才能走出一条真正适合我国的法治发展之路。梁启超先生之所以在我国法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地位,就在于他对于我国传统法律思想有高度的自信,同时他又没有盲目地沉醉于大中国的梦想中,他吸取了西方法学家的民主独立精神,用西学去改造中学,从而试图找到一条适合我国的法治道路。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年所有法律人的艰苦努力,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可以乐观地说,我国法学基本解决了上述两大问题,法学理论中的意识形态色彩逐渐褪去,法学也不再是“幼稚”之学,我国法学成长起来了!

接续旧学 改造旧学

在共和国六十年的历程里,虽然20世纪50年代即有关于“法的阶级性与继承性”的讨论,但是,这些论争的声音极为微弱,合理的意见和主张非但不能进入主流,反而被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加以批判。最能集中体现法学成长的当属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在法学各个学科的一次又一次的论争。从20世纪80年代的“法的本质”的论争、“法治与人治”的大讨论、民法调整对象之争、无罪推定的争议,到90年代的公私法理论讨论、免予起诉制度存废之争,再到新世纪由北大法学教授的一封《公开信》引发的《物权法》“违宪”大论战,关于沉默权、废除死刑、死刑复核程序、辩诉交易、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争论等,无不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回顾共和国六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法学的论争,其间既有事关国家法治前途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有改革实践中提出的具体实际问题,也有法学理论体系构建层面的一般学术问题,可谓千姿百态。与五六十年代的动辄政治运动、上纲上线不同,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学论争,主要是在学术层面上展开,基本做到了“百家争鸣”。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我国法学理论研究趋于理性,日臻成熟。

必威 ,梁启超先生生于晚清,自幼熟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6岁中举人,被誉为“岭南奇才”,这样的教育背景让他对中国传统旧学怀有深厚的感情。面对清末积贫积弱的国情和强势的西学浪潮,很多人对中国传统律学表现出了极端的失望情绪,他们蔑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主张全盘用西方的法制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但是梁启超先生没有加入盲目西化的队伍,而是对中国古代法进行了全面客观的梳理与评析。1904年梁启超发表了《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一文,在文章中他指出,“近世法学者称世界四法系,而吾国与居其一焉。其余诸法系,或发生蚤于我,而久已中绝;或今日方盛行,而导源甚近。然则我之法系,其最足以自豪于世界也。夫深山大泽,龙蛇生焉,我以数万万神圣之国民,建数千年绵延之帝国,其能有独立伟大之法系,宜也”。这种呼声不仅仅是一个旧时代知识分子对本族文明的自豪,更是在警示人们:作为大变革时期的知识分子,在承担“开拓”职责的同时,对传统旧律要承担起“接续”的使命,即用从容审视的眼光去看待传统法律文化。

六十年来,我国法学的发展如同唐僧西天取经那样,历尽波折,备尝艰辛。其间的经验教训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值得记录总结,留给后人评判。《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试图以史家的笔法,以“实录”的方式,从学术史的层面上再现共和国六十年历史进程中发生的一次又一次法学重要问题的论争,从一个侧面揭示我国法学从“荒蛮之地”走向“显学”,从“幼稚之学”走向成熟,与时俱进、不断开拓的历程。《实录》参照我国法学学科的划分,分为法理学卷、宪法学卷、行政法学卷、民商法学卷、刑法学卷、诉讼法学卷、经济法学卷和国际法学卷,由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成就的中青年学者担任主编。各卷的主编多是改革开放以来法学论争的见证者或参与者,他们的勇于担当,必将使《实录》的初衷得以更好的实现。读者不仅能从其间领略到我国法学成长过程的点点滴滴,同时也能真实感受到共和国六十年民主法治与法学发展的艰辛历程。

梁启超先生认为中国的法律变革必须在“法文”之外,求得真正的“法理”。在批判甚至是废除封建制度时,先贤的法思想,尤其是法的价值观必须继承。梁启超先生对先秦至清代的法律思想和成文法做了精深的研究,他认为先秦法思想,尤其是儒家的法思想,既深邃又充满了与时俱进的朝气,应当倡导之、弘扬之;而对秦以后的法律制度,则应批判地看待。他告诫后世:“自今以往,我国不采法治主义则已,不从事于立法事业则已,苟采焉而从事焉,则吾先民所已发明之法理,其必有研究之价值,无可疑也。”

以“实录”的方式来再现共和国六十年间发生的法学论争,这在我国法学学术史的理论研究方面还是第一次。民为邦本,法乃公器。我期待并且相信,《实录》的组织编写和出版必将有助于促进法治精神的传播,使法治精神进一步体现在民众的言论行动中,落实在国家的法律政策中。法治天下,其日可待。

对中国传统法律,梁启超先生虽然著作不多,但是他的《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一文,对现代法学却具有极为深远的开创意义和示范价值。和《历代刑法考》《历代刑法志》以及《唐明律合编》这些传统律学经典一样,梁启超先生对历代的正史、类书、政书做了细致而严谨的考据。但是与传统律学家不同的是,梁启超运用了西方流行的实证主义法律观和社会进化论,他将这些史料重新剪裁,安排在了一套现代社会理论和法律理论的框架之中。这就赋予了旧学新的生命,即旧学不仅仅属于历史,属于古代中国,更是“面向未来”和“放眼世界”的。

本文作者:江平

独立自主 开拓新学

文章来源:爱思想

真正的法学应当是与“契约平等、权力制衡、权利意识、自由理念、天赋人权”为支撑的学问;真正的法学家应是具备“独立之精神、民主之自由”的学者。以此视角衡量,就是西方普遍认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仅存律学,不具法学,仅具律学家,而缺法学家的原因。封建社会的绵长历史决定了我国传统律学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这一法律传统特征决定了在封建社会里,法律的功能在于维护专制,排斥民主;保护公权,抑制私权。这种社会背景下,中国传统法学家的法治理想,不过是“以法治国”的理想。法学家作为专制权力的附着物,他们存在的价值就是论证专制权力的合理性,他们的法治理想就是专制集权理想,归本到底还是圣君盛世、人治理想。因为法的创制、法的使用都离不开君主之手,从这一角度来讲,并没有暴君与圣君之分,不管是集“法、术、势”为一体的君主,还是“明德慎罚、施行仁政”的君主,他们都掌握着司法权与立法权,以此观之,中国古代是不可能有独立的司法权的。

责任编辑:贺舒宇实习编辑:姬佩珩

梁启超先生之所以可以称为现代法学大家,不仅仅在于他的法学名篇《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第一次将“法系、自然法、礼治主义、德治主义、放任主义、法治主义、人治主义、势治主义”等等这些西方法律词汇、专业术语介绍到中国,而在于他主张学术之独立精神,开启了现代法学之先河。作为法律人,最需具备的是对法律的忠诚和独立精神的养成。所谓独立精神,即求学术之真理,保持学术的独立性,不为利益而曲意迎合政治、党派的需要。纵观梁启超先生一生,为了谋求此生抱负,先后为清廷、袁世凯政府、北洋政府所用,身在政治漩涡之中,梁启超先生像民国时期大多数法学家一样也因为政治而走过弯路,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晚年对自己年轻时不能厘清政治与学术界限深刻反省,并用自己切身经验教训坦诚告诫诸位学人:学术不可强求统一。这是因为,“学问非一派可尽,其性质皆为有益无害,万不可求思想统一”。梁启超先生鼓励持有不同学术立场的学者,“一面申自己所学,一面仍尊人所学”,以平等的心态进行学术探讨,改正中国学界以势压人、强求统一而“入主出奴”的“学风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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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的宣扬者和实践者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涉及两个根本问题:第一个是国家各项基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的基本原则;第二个是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民国大变革时期,制定宪法更为重要,它直接关系到我国将走什么道路的根本问题。在中国宪法学研究方面,梁启超先生可谓是开山鼻祖,且诚可当之。《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责任内阁释义》《宪法之三个精神》《各国宪法异同论》等等,这些宪法学著作是我国自戊戌变法以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最权威之作。这些著作全面系统地研究了英、美、法、德、日、意、奥、荷、比、瑞、西、葡等宪法制度,尤其是对国会制度研究颇为精要。梁启超通过精研西方国会制度,结合我国气候、地理、人文国情,就我国是采用一院制还是两院制,国会选举是采取直接选举制还是间接选举等做了全面深刻地分析,从而对宪法国家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架构。

法律改革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它既包括对法律本身的建构,即构建逻辑性、缜密性的优良法律,又包括精良司法体制的创制。但是法律本身又是时代性、社会性、事实性的结晶。因此,法律必须来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法律与社会生活血肉相连,离开了社会生活,法律就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法律的这一特征决定了法学家必须务实、入世,与“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或一味“清议”的士大夫不同,近代法学家的职责在于把社会纳入“依法而治”的轨道。

梁启超先生之所以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学大家,就在于他不仅在法学理论上具有卓越的贡献,更在于他本身就是宪法的实践者。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先生被任命为“以六品卿衔专办大学堂译书局事务”,凭借丰富的宪法学素养,代载泽、端方起草了《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袁世凯当政期间,梁启超先生曾任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北洋政府时期,他担任过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梁启超先生不仅作为法律解释权威或在野法学家对宪制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他不惧袁世凯威逼和利诱,在袁氏复辟之际,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公开发表于众,用法理宣判袁世凯复辟的非法和无力,并且利用自己特殊的政治声望和影响力震动全国的舆论,对袁世凯复辟活动进行抨击。梁启超先生救国兴国的决心可见一斑。

梁启超先生以“善变”闻名,他先后效力过清廷、袁世凯政府、国民政府。但是有一点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梁启超先生始终将革新救国、开启民智作为己任,几十年来笔耕不辍,为实现共和而奔波劳苦。他继承了旧律学,开拓了新法学,在不断的“变”中,其宗旨和目的始终不变,“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梁启超先生曾说:“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笔者学识浅陋,不敢妄议先贤,仅以沈商耆的挽联作为结语:“三十年来新事业,新知识,新思想,是谁唤起?百千载评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